诸葛亮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

2013-04-13

　　荆州本来是可以轻易夺得的，但刘备之“过于仁”，遂致失却良机，还几不免于难，干扰了诸葛亮的决策。不过，刘备此举，符合隆中决策“可占人和”的精神，所谓“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”，所以很难说是刘备之过。刘备之不从诸葛亮的决策，还有一次是讨伐东吴，孔明谏曰：“吴贼逞奸诡之计，致荆州有覆亡之祸：陨将星于斗牛，折天柱于楚地；此情哀痛，诚不可忘。但念迁汉鼎者，罪由曹操；移刘祚者，过非孙权。窃谓魏贼若除，则吴自宾服。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，以养士卒之力，别作良图。”刘备报仇心切，率师东下，致为陆逊所败。刘备叹曰：“朕早听丞相之言，不致今日之败。”除了来自刘备的干扰外，桃园三结义中的关、张等一辈老将，位高而权重，难以驾驭。关公之欲入川与马超比武，后又不愿与黄忠为伍，孔明唯有以“绝伦超群”之类谀词以顺其意。其留关公一人守荆州者，亦为难有人选足与颉颃故也。关公之骄傲轻敌导致了“东和孙权”决策的破坏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。但总的来说，终刘备之世，诸葛亮还是获得了得心应手的运筹幄幄之权的，从而使他的决策，一步步得到了实现。诸葛亮决策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是荆州的获得，而这又牵涉到联吴策略的巧妙运用。面对曹操势力的南侵，孙、刘双方都有联合的愿望。但就实力对比而言，刘备明显处于劣势。诸葛亮在这力的不平衡的关系中，运用了他的决策才能，化被动为主动，“孔明巧处，不用我去求人，偏使人来求我”，“求人之意甚急，故作不屑求人之态；胸中十分要紧，口内十分迟疑”（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十二回回评），他不仅玩老实人鲁肃于股掌之上，在机巧人周瑜面前，也处处超胜一筹。在联合中，孔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既注意到顾全大局，又注意到联合中的斗争，从而保证了赤壁抗曹的辉煌胜利。但是，诸葛亮并没有把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，化为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　　他从没有谈到，孙刘联合的基础只是抗曹，一旦曹操退走，双方的矛盾就会不可调和地突出起来。刘备欲得荆州，孙权又何尝不欲得荆州呢？而刘备之卒夺荆州，与其说是从曹操手中夺得，还不如说是从孙权口中夺得。尽管孔明可以辞之以荆州乃“袭之于曹氏，非袭之于东吴，取东吴之所将取，非取东吴之所既取”（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一回回评）；但从道义上讲，这种袭取联盟者的胜利成果的做法，使孔明自感理曲，为了缓东吴之急攻，遂先借刘琦以缓之，又以取西川以缓之，最后乃以立“暂借荆州”文书以缓之。从文学角度看，写得固环曲折，好看煞人；但从决策的角度看，为保守既得之荆州，本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挣，而竟以“借荆州”一策出之，却种下日后无穷之隐患。赵翼以为，“借荆州之说，出自吴人事后之论，而非当日情事也”。他的理由是：1、“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者也，荆州本刘表地，非孙氏故物”；2、诸葛亮之说孙权，已谓“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，则荆、吴之势强，而鼎足之形成矣”，故“此时早有三分之说，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”；3、“赤壁之战，瑜与备共破曹”，“未尝独出吴之力，而备坐享其成也”；4、“破曹后，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，权未尝有异词，以荆州本琦地也”；5、刘琦死，“群下推备为荆州牧……遣将分驻，惟备所指挥，初不关白孙氏，以本非权地，故备不必白权，权亦不来阻备也”〔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七）。《三国演义》所写，与赵翼所揭示的几点完全一致，诸葛亮亦不会虑不及此；但他之所以择取了“借荆州”之下策，原因盖在于他的行为与“东和孙权”的理论发生了牴牾，因而意欲补苴罅漏，以图迁延。及至庞统死，诸葛亮不得不入川而交荆州于关公时，唯嘱以“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”之语，其内涵就更显得贫乏了。须知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，孙、刘的关系已远非赤壁大战前夕可比。就刘备方面讲，为了抗曹，联吴固有其相当的必要；但就孙权方面讲，夺回梦寐以求的荆州，乃是其求发展的第一要着。其时孙夫人已去，孙、刘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。处其时其地，孔明不教以既联合又斗争的应变之策，不教以警惕孙权背盟的危险，实在是太不够了。尤为不该的是，当曹操议取西州之日，诸葛亮竟设下分江夏、长沙，桂阳三郡还免，令吴起兵袭合肥牵动其势之计。

　　按初得荆襄，刘备问马良保守之计，马良曰：“荆襄四面受敌之地，恐不可久守，……然后南征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四郡，积收钱粮，以为根本，此久远之计也”。桂阳、长沙等亦非吴地，乃赵云、关公攻战所得。孔明方得西川，就割让三郡，这种以退让求联合的做法，更是大大的失策。荆州之失，责在关公之轻敌，但从根本上讲，却是孔明决策的失误。细思庞统入川之时，孔明尚留关公、张飞、赵云三将与己同守荆州；庞统死，孔明入川，则并张、赵亦带走，留图关公一人守之，已见轻忽之意。后闻关公拒东吴之求婚，孔明曰：“荆州危矣，可使人替关公回。”然竟没有实行；荆州前线捷报频传，小说云：“因此玄德放心”，孔明是否放心了呢？书未明言，看来至少也比较放心了。刘备之伐吴，其战略目标是夺回荆州，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。决策应该是一种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果断行动的动态的过程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手段。在特定情况下，东吴既悍然袭夺荆州，致使战略要地失去，此时此际，和东吴的矛盾冲突已上升为支配地位，必须用全力解决方是。即使要讲联合，也不能排斥斗争，妥协退让，实无益于联合。然而孔明过于执着“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”的条条，甚至说“窃谓魏贼早除，则吴自宾服”。试想，如果不把荆州夺回来，“早除魏贼”的目标又怎能实现呢？刘备不顾诸葛亮的谏阻，兴兵七十五万，一举而得*亭，声威大震，江南之人，尽皆胆裂，孙权心怯，缚还降将，并允交与荆州，送回夫人，永结盟好，共图灭魏。形势的变化证明了联合中的斗争的必要性。刘备不肯得风便转，下了“先灭吴，后灭魏”的决心，此策容有不够冷静之处，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毛宗岗以为：“从来除残去暴者，必先剪其党。如殷将伐桀，而先伐韦伐顾伐昆吾；周伐纣，而先伐崇伐密是也。”（《三国演义》第八十一回回评）吴与魏密谋偷袭荆州，确系党魏行径，问题在于，刘备之兵以愤而益之以骄，终至败于陆逊之手。伐吴之役之败，主要是主观指挥失误，并无必败之理。设若刘备大胜东吴，难保不能实现其灭魏的雄图。

 2/4   首页 上一页 1 2 3 4 下一页 尾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