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回演义主要说的是诸葛亮初用兵。博望一战确有其事，不过此事和诸葛亮没有关系，博望一战是诸葛亮很可能还没有加入刘备阵营，而且就算加入也不可能如演义中那般指挥军队，事实上在刘备身前，主要是由刘备负责前线的战斗，诸葛亮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负责后方政务和后勤补给的官员，就好象萧何和荀彧一般的角色，甚少在前线参与军事，（按一般演义上的军师角色来说，法正庞统比诸葛亮更象军师。）更不用说直接指挥了，博望之战乃是刘备指挥的，这也是刘备的诸多事迹被演义移加至诸葛亮的开始。我们以后会陆续提到。
不过，本章还没到总结诸葛亮演义和历史区别的时候，这次想说的是刘琦之事，本章刘琦为求诸葛亮之计，来了一招“上屋抽梯”，终于逼的诸葛亮说了效仿重耳一事，让刘琦主动外放江夏。
诸葛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，刘琦与刘备的关系颇佳，假若他能或许继承权，那刘备肯定可以得到重用，进而得掌荆州大权，而要掌权那就不能离开首府之地，就好象袁绍一事，袁绍未必真决定了由袁尚掌权，但是袁谭在外，袁尚在内，一旦有事，袁尚便可造成既成事实，袁谭毫无办法。
一般来说，控制中央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，不说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得到朝廷便代表着拥有了全国的权力，即便乱世之时，众人依旧想获得中央朝廷之权，所谓“挟天下以令诸侯”也，这不但是名分问题，更关乎实力的对比，在传统思维下，中央拥有比地方更大的号召力，即便在乱世割据的情况下，依然有部分地方政权会听从中央号令，比如三国的张杨，再比如北洋军阀时期便有许多地方政权没有明确的派系，以中央马首是瞻。所以一旦得到中央权力，在很多情况下就意味着获得许多倾向于中立的势力支持或者不介入，这对于天下之争是相当重要的，三国时期的曹操便占有这样的优势。自然，这也意味着，在大部分情况下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先获取中央政权为上，所以只要有一定的实力，必然会介入朝堂之争，甚至以全副身家性命投入也在所不惜。
而这种事以太平日子中同姓相争，骨肉相残最为惨烈。我们之前在《长子继承下的迷雾》一章中说过，选择嫡长子继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减少这样的权力之争，减少继承权力的成本，可嫡长子往往并不能顺利的接位，如嫡长子死去，或者嫡长子不得父亲之欢心，都会造成继承权的争夺。所以每奉主公身体欠佳之时，为了继承权力和日后的格局，朝廷之上便会开始一场明争暗斗。而这种争夺的结局往往是胜利为王，败者死亡，自刎或者软禁已经是其中最好的结局。
朝堂之争是如此凶险，有人不惜为权力舍身博大，也有人明哲保身，退至地方以求全身。这一来是示意我无心宝座，求对方放之一马。另一方面也是经营地方，手握实权，壮大自己，无论是谁得到宝座要对自己动手都要估量一番，而且万一朝堂有变，便可乘虚而进，反客为主。
如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都是春秋霸主，起初都为避祸而逃至远方，待国中有变便乘势回来，终成霸业，诸葛亮劝刘琦便是用的重耳之例，假如说这两位是春秋人物，和日后不同，那汉文帝则也可一说，他与母亲为防吕后，而退至封地，而后吕后死，朝中变革，他因祸得福，居然重新坐上了权力宝座。朱棣经营外藩而日后夺得皇位。
而诸葛亮让刘琦外放，则是因为刘琦获得继承权的希望渺茫，在内反而容易遭到暗害，还不如外放，一则掌握一方重地，可保自身平安，二则万一有变，可效仿晋文公当年，勒兵进逼，所谓进可攻，退可守。
不过这种事情毕竟要看运气，重耳在外流亡几十年才得以回来，朱棣的夺位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，自从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度后，各朝又吸取教训，限制在外藩王的权力，他们要获取权力并不容易。如明朝，朱棣由外藩得权，在其之后也刻意限制了外地藩王的权力。毕竟，比之中央政权来说，地方一域，实力相差太远。
所以外放这件事，更多的是诸葛亮想先让刘琦避开朝堂之祸，是明哲保身之举，毕竟刘琦在江夏还是一番助力，假若在荆州，那刘琦只怕就危险了。
说起外放，古代的外放到底是好是坏呢？刚才已经说到了，中央朝堂是权力的中心，地方只是羽翼而已，假若心是向着朝中大权的，那最好是在京城为官，古代的京官往往比地方官员要高那么一等。此外，古代生产力有限，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，尤其是京城，生活比外地要舒服得多了，就说那明朝科举考试吧，成绩好的进翰林院或者为翰林院庶吉士，这都是京官，可以面见皇帝和高官，以后就有机会入阁拜相，而成绩差的外放为地方官。所以京官外放往往也就是意味着贬官。本在京城为官，前途大好，甚至可以上达天听，却一下要到外地做地方官，这往往就是失宠的代名词。
但是，且住，这指的主要还是那些大官或者品级虽低但是实权不小有前途的官僚，他们外放，那是亏大了，但是对于那些小官或者无望升迁的京官来说，外放不委是天赐的好事。京城为官，有前途还好，但是没有前途呢，且别忘了这京城到处是大官，出门都要小心撞了谁的车驾轿子。可一旦外放，只要不是那穷乡僻壤，做起那土皇帝来，可就舒服多了，这油水可比京城里好捞多了，就算清正廉洁，那至少在地方上可以不用看太多的上级脸色，权力自由得多了。尤其在中央朝堂衰弱之时，那地方官更加吃香了，那刘焉便看东汉日益危险，就跑至益州做那土皇帝，可比那些留在京城被董卓一干人或杀或劫的同僚舒服多了。
另外，通常情况下，一些京官也会外放地方，但是这并非贬级，而是让他们去地方锻炼一下，增加一下历练，现在我们叫挂职锻炼。这种京官的外放只是镀金而已，几年之后便会回到京城派以大用了。当然，假若几年之后回不去，就意味着自己的仕途危险了。
还有，一些京官会出任封疆大吏如巡抚一职，这种重要地方官职只要不是宰相这般级别的人担任，也不能认同为贬级。尤其明朝巡抚本就是京官外巡形成惯例才变成地方大员，巡抚要每年回京议事，也是变相的京官。
还有一种情况，因为在京城没有机会，而到地方寻找机会升职从而再回京城作官的，这种例子在初唐极多，初唐对外征战频繁，边疆大将权大，军功又丰厚，而在京城则少有机会征战，一些军人便调职边军，立功之后再得以回朝，所谓“拜将”再“入相”。
此外，外放也有中央监督地方的意味，刚才说到明朝的巡抚制度便有这样的意思。此外，如汉明等代初期都给予藩王封地大权，为何？就是希望同姓王能在地方协助中央。相比外姓，还是皇族可信一点，唐朝也不例外，唐初便有以王子带兵征伐的习惯，安史之乱唐玄宗便分封诸子到各地为节度，从而还形成一起“永王之乱”
外放一事，意味深长，有明升而暗降之，也有明贬而暗升之，有前途光明之，也有无望回京之，有出外发财之，也有出外避祸之，有离开时喜笑颜开者，也有离开是愁眉苦脸者，有失败者，有胜利者。在京城门前的那一瞬间，不知留下了多少京官回首那无穷滋味的一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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