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纸堆中埋金玉
朱载堉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家、发明家。
由于其一生布衣蔬食，礼贤下士，且高风让国，所以在怀庆府一带赢得了老百姓的普遍爱戴，称他为“布衣王爷”、“郑贤王”。
但却“恨无知音赏”。
十二平均律创造以降的相当长时间内，这项学术成果却未能被认识。
不仅如此，他还受到指斥、讥嘲。
“从历史上看，因为按封藩则例规定，藩王或世子的著作只有经皇帝御批后才能问世，当时朝政**，内忧外患，他的著作上奏后被封存史馆，以后便无人问津了。这是不被人们认识的主要原因！”邓宏礼先生说。
实际上，认识的差异是导致这项成果难以为世人接受的重要原因。
对此朱载堉太清醒了，而唯其清醒，我们很难想象他心里会是怎样的一种悲哀。
他在《进律书奏疏》中记下了当时的心情：“律吕之学乖谬久矣，盖由宗守黄钟九寸、三分损益、隔八相生三言之谬也。夫此三言实为律学之谬，然举世宗守之。闻臣此言不以臣为大谬者，盖亦几希。是以臣愚虽得之以心而缄之于口，韫藏有年不敢形于纸笔，为此故也。”
传统习惯如此顽固，对三分损益法无比虔诚，以致听到朱载堉新法密率的人几乎都认为此说荒谬绝伦。
由满清张廷玉等编撰的《明史》，虽然对明代乐律多有述说，但就是这样一部史籍，也未曾提及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。
乾隆皇帝该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明君之一，但这个圣明的乾隆帝，在现代电视剧里领尽风骚，却把朱载堉的律学理论糟蹋得一无是处。
清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编撰了《律吕正义后编》，共120卷。这本御制“后编”，条陈了朱载堉律学的“十大罪状”，以问答的形式将其斥为“臆说”。
“（问曰）……明郑世子载堉，不宗黄钟九寸、不用三分损益、不拘隔八相生、不取围径皆同，何也？曰，此载堉之臆说也！”
乾隆组织一帮文人，反驳朱载堉的主要理由，称之为十条“臆说”的理由，就是拿他的理论与古代相比，这样，古法自然没有与之相合者。
在乾隆们看来，古人没有说过的当然不能说，古人没有做过的当然也不能做，创立新说，提倡新事，就是“臆说”，就是大逆不道。
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里，也大多称载堉“文饰其词”。
在《律吕正义后编》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影响下，19世纪的100年间极少有人敢说十二平均律的好处。
即便是能够看出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要义所在的乐律家，也仍然死守教条，认为它不如三分损益法好。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当朱载堉音律理论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激烈反对的时候，实际上它又影响了清代几百年的乐律理论家，那些谩骂他最厉害的人，又恰恰是最受他影响的人。
清康熙帝、乾隆帝前后编纂的《律吕正义》，“实系剽窃朱氏之唾余而成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在对《乐律全书》的评价中，也说：“圣祖仁皇帝，备采其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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